文艺批评 · 纪念王富仁先生 | 谭桂林：“风生白下千林暗”——论王富仁“鲁学”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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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5月2日下午，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新国学”理念倡导者，汕头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荣退教授王富仁先生离世。今天是王富仁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文艺批评特别推送谭桂林老师所写总结王富仁先生“鲁学”精神遗产的文章分享给大家，谭桂林老师在文中说：“从现实改造到文化重构再到哲学沉思，是王富仁“鲁学”发展的三个逐次提升的思想境界。无论是现实改造，文化重构，还是哲学的沉思，三种境界无疑都贯穿着王富仁的“鲁学”的重要特征。在研究思维上强调大处着眼，大局入手，注重鲁迅精神之大的凝视和阐析；在研究目标上强调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本土性特点及其本土意义，对鲁迅思想文学本土性、本土经验、本土意义的发掘与阐析，既是王富仁阅读、观察、思考鲁迅文学的一把坚持到底的尺度，也是王富仁“鲁学”至始至终坚守着的一个自觉追求的思想目标。在研究方式上则突出个体生命与鲁迅精神的遇合，在鲁迅研究中燃烧自己的生命激情，跃动自己的生命血脉，这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留给后世鲁学的一份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王富仁先生的精神遗产将不断激励后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勇为。

本文原刊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谭桂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谭桂林

王富仁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

“风生白下千林暗”

论王富仁“鲁学”的精神遗产

用西方的世纪史观来看，这前后几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年。去年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百周年，今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百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明年则是五四运动百周年。王富仁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纪念、回顾、整理和研究王富仁的学术贡献，实在是十分有益于当代学术发展的事情。整理和研究王富仁的学术贡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细致全面地发掘和总结王富仁四十年学术道路上所提出的种种创新性观点，所涉足的种种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富有标志性的推进与深化。在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无疑会有非常开阔的空间与十分丰富的资源。王富仁是一位具有丰富生动的创造力和敏锐深厚的思想力的学者，他在学术界的第一声呐喊“鲁迅小说是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传统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一次颠覆性的叛逆与革命。后来，他不仅在鲁迅研究领域深耕细作，而且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提出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思想，大者譬如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的阐述，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分析，关于“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意义内涵的界定，关于中国语文教育的思考，小者譬如关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关于郭沫若创造社的青春文化的提出，关于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研究等等，几乎每涉足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问题，王富仁都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王富仁思想智慧的结晶，浸染着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也牵动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的神经。分析研究王富仁提出这些观点的思想文化背景，辨析王富仁的思想成果与同时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同异，总结王富仁论证这些问题与观点时的高度个性化的思维方法特征，发掘王富仁这些学术观念的增殖性及其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且大有作为的。另一种思路则是超越这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或者说以这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为基础，探讨王富仁的学术思想的原则和学术精神的追求，分析王富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对当下甚至未来中国学术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这两种路径前者是基础，是对过去已成性的总结，后者是升华，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判。两种路径无疑都很重要，都需要有研究者去踏踏实实地做，但在今天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术界体制内外的分化已不可避免，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指导升级为管控，而在网络技术的助势下，大众文化的消费趋向对纯粹学术的挤压与消解，比之上个世纪90年代更是有恃无恐。改革开放前期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已经土崩瓦解，学术圈中对社会的观感、对未来的预判、对价值的认知、对规则的理解，对学术目的的追求等等，学术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各种利益集团的身影在学术圈中的晃悠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想日益芜杂、学术精神日益萎落的趋势下，对王富仁的学术贡献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后一种路径无疑显得更其重要。本文即立足于这一思考，以王富仁的“鲁学”为例，来展现王富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的特点，进而探寻这些特点对当下鲁迅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性。

从左到右依次为：谭桂林、王富仁、赵玉兰

壹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从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起步的，《呐喊》《彷徨》综论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使他在鲁研界一举成名，甚至成为旗帜性人物，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成果都被学术界“左”的势力当做靶子进行批判，就足以说明这一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力。到90年代以后，王富仁针对学术界日益显著浓厚的贬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倾向，深入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识，不仅涉及到儒家文化，而且包囊了鲁迅与道家、佛家、法家与墨家等多方面古代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些研究将鲁迅定位在中国文化守夜人的地位，既坚持了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决最深刻的反叛者立场，也深入分析了鲁迅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杂性，甚至提出了“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文化传统的不是现代的新儒家，而是鲁迅，而是像鲁迅这样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 这样发人深省的观点，使得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既超越了传统的或者分裂或者传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超越了林毓生的理性反叛、情感皈依的二律背反模式，达到一种整体性与融合性的理论高度。后来，王富仁又从时间、空间、人三者关系的互动中，阐析了鲁迅哲学思想中的空间主义和现在主义的思维特征，指出了鲁迅的空间选位与文化选位与近现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区别，不仅精辟地说明了鲁迅文学独特性的思想由来，而且驳斥了学术界一向流行的认为鲁迅思想缺乏哲学体系的观点。可以说，《<呐喊><彷徨>综论》是着眼于鲁迅思想与社会现实改造的关系，守夜人的历史定位是着眼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重建的关系，空间主义与现在主义的解析则是着眼于鲁迅思想与世界与宇宙的哲学关联。从现实改造到文化重构再到哲学沉思，显示出的正是王富仁“鲁学”发展的三个逐次提升的思想层次，也可以说是三种境界。

无论是现实改造，文化重构，还是哲学的沉思，三种境界无疑都贯穿着王富仁的“鲁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大处着眼，大局入手，对鲁迅精神之大的凝视和阐析，始终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的自觉的学术追求。五四时代关于社会改造的议题，其实也有大小不同的路径，小者如当时流行的“半步主义”，“问题小说”等等，半步主义的提倡者希望从自己的脚下开始，半步半步地进行社会改革，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一点一点地取得社会改革的成果。“问题小说”的作者显然受胡适影响，用新文学的形式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童工问题等等，虽然未必给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过于空濛虚幻，但对社会具体问题的切实的讨论也充分显示了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鲁迅的出现风格和他们显然不一样，鲁迅是横空出世，像茅盾当年所形容的是像划破夜幕的闪电。同样是启蒙工作，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鲁迅的亮相之作《狂人日记》没有局限于枝节问题的讨论，甚至连封建宗法制度的弊端也没有一条一条地罗列例举，而是直接用“吃人”二字对封建礼教做了整体性的批判与否定。联系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来看，这种整体性批判与否定，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从事思想启蒙工作的一种自觉的策略选择。这里所谓小和大，当然不是从褒贬的意义上来区分的，格局无论大小，都于启蒙工作是必要的。只不过鲁迅所选择的整体性否定的启蒙策略以其格局之大，不仅显示出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气势，而且也在酱缸一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尽可能地发挥出了刺激国人麻木神经的思想力度。王富仁提出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学说，无疑是对鲁迅这一大格局的精准概括。而这一学说的核心观点，如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是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同步；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结果是知识分子是启蒙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性格软弱，而是因为封建习惯势力过于强大；对农民阶级的基本看法重点在愚昧麻木，而不是优秀品质等等，几乎都对应着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关于革命力量和步骤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只有这种鲁迅小说思想的大格局考察，才能全方位地实现对鲁迅研究中鲁迅小说意义传统结论的颠覆性作用。

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考，其出发点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贬损者们的回击，但王富仁的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守夜人的思考，其意义远远大于与贬损者们的论战。在鲁迅研究史上，对鲁迅文化态度的攻击由来已久，最初的时候，这种攻击恰恰是鲁迅的一种荣耀，是鲁迅思想之新的一个有力证明，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了一种国家文化政策而儒学传统借助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力不断地卷土重来时，鲁迅研究中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在鲁迅的古典文化修养中寻找鲁迅对传统的赞赏和爱好，鲁迅的魏晋风度，鲁迅的读佛经、鲁迅的拓片造像收藏、鲁迅的毛边书爱好、鲁迅的旧体诗成就、鲁迅的笺谱研究、鲁迅的小说史观念，等等，都成了鲁迅并不是彻底反传统的证据，这些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鲁迅的反传统形象进行洗白。而华裔学者林毓生的理性与情感的二律背反论，也曾经成为学术界的流行话语。这些研究成果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研究的目的是用来为鲁迅反传统的文化态度辩白，那就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更加显示出鲁迅的文化态度是错误的印象。与这些温吞吞的辩白和小心翼翼的表白不一样，王富仁没有局限在鲁迅是反传统还是不反传统的二元对立上，也没有纠缠于鲁迅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反传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皈依传统之类的永远也计量不清的问题中，而是直接切换思维角度，从文化重构的高度来考量鲁迅和他的五四同仁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作用。王富仁通过对鲁迅与儒、道、法、佛、墨等文化传统之关系的多方位的考察，最后得出结论：“当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独立地、自由地感受和理解全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才以其全部的复杂性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全部中国文化传统的拯救者，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扼杀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首先表现在重新激活了被儒法合流的儒家文化压抑乃至扼杀了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文化创造”。2现世中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不传承这样或者那样一些传统因素，所以用鲁迅对文化传统的某些传承来为鲁迅的反传统洗白，不仅没有意义，而且眼界格局很小。王富仁将鲁迅和他的同仁们的文化意义从叛逆者提升到拯救者，这才是大眼界，大格局，真正地凸显了鲁迅与五四知识分子反叛传统的态度、策略与方式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深远意义。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鲁迅哲学思想的阐述中，王富仁特有的思辨力和逻辑性得到了高度自由与充分的发挥。在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中，王富仁几乎省略了所有具体文本的细读，思绪一直在宇宙、世界、时间、空间、自然、文明、世界人、民族人等哲学概念中回旋与激扬。而这些概念的碰撞、组合和互诠，无非是要说明鲁迅他们的时代已经面对着两个“空间”，鲁迅们的时间观就是在这两个空间的碰撞、错杂和移位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王富仁认为，鲁迅们所面对的是两个世界, 而不是一个世界；是两个不同的空间结构, 而不是一个空间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自足性, 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系统。在二者之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仲裁者,上帝管不了中国, 孔子管不了西方, 两个空间结构都变成了两个具有实体性的结构, 二者之间的冲撞正在发生着。一个统一的没有隙缝的空间观念在关心着民族命运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可悲地丧失了。这不是一个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一个不能不如此的问题；不是一个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进’了或‘落后’了的问题, 而是一个他们眼前呈现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正是这种空间观念的变化, 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鲁迅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 但却是沿着这种空间观念的变化走到了更远的地方的一个”。3如果说，“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定性，指出了鲁迅文学在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鲁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拯救者的结论不仅显示了鲁迅思想在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积极意义，而且显现了鲁迅作为命定要担承文化涅槃中的“历史中间物”所应该具备的文化人格的博大；那么，鲁迅哲学思想的探讨则让我们在时间、空间与人的关系中领略到了鲁迅精神境界的悠远与广大。现实意义的伟大，文化人格的博大，精神境界的广大，这就是王富仁的鲁学大厦中的三根支柱，王富仁的全部学术生命都凝注在这三根支柱的奠定和不断完备与坚实之中。

鲁迅研究要坚持其大者，这是王富仁的鲁学的自觉追求。在一次访谈中，王富仁曾这样说过：“我是研究鲁迅的, 但我从来不提鲁迅哪一年哪一天做了什么事, 哪一次和冯雪峰谈了什么话。我主要是掌握鲁迅的一个基本思想。有些事实我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 我知道鲁迅这个人, 他往左能到哪个地方, 往右又能到哪个地方。生活中他要是很随便, 自由的时候自由到什么边沿, 严谨的时候严谨到什么地方, 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可以理解的。你超过了这个范围, 你说鲁迅去逛妓院去了, 或者说鲁迅去巴结哪一个大官去了, 你就是搞出了再多的证据, 我不信。我这个人很别扭吧? 因为我不研究这个。比如说, 鲁迅到了日本跟谁谈了恋爱啊, 我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谈不谈恋爱都是鲁迅。我关注的是整体性的东西”。4“关注整体性的东西”，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大局着手。当然，大与小、整体与局部本身是辩证的关系，小可以衬托大，没有局部也就没有整体，但不能用小来淹没大，用局部来取代整体。鲁学博大精深，题材领域非常开阔，近些年来，鲁迅研究中有不少细部的开掘，如鲁迅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包括鲁迅的牙疼、鲁迅的用药、鲁迅的交友、鲁迅的宴游等等题目都有学者涉及，鲁迅的艺术生活研究更是众所瞩目，鲁迅的各种藏品不断地被翻检出来予以透视和鉴赏。这些细部和小处的研究，当然是有学术价值的，也可以视为鲁迅研究的新的掘进，但是一旦这种细部研究成为一种鲁学时尚，或者成为一种学术态度（如有的学者认为鲁迅研究的大局观是空洞的、构造的、意识形态的，只有这种细部的研究才是学术的、严肃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否定鲁迅之大的一种路径时，对细部和小处的强调与热衷就是值得鲁迅研究学人深思的倾向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王富仁都曾发出过“中国需要鲁迅”的呼吁，这个鲁迅当然是那个大的鲁迅。鲁迅可能确实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好收藏家，甚至是一个好病人，但中国比鲁迅还父亲、还丈夫、还朋友的男人无以计数，比鲁迅更专业的收藏家也不在少数，而那个大的鲁迅却只有一个。对鲁迅之大的凝视与专注，才能真正把握到鲁迅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明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显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贰

王富仁俄语专业本科出身，虽然在读大学之前已经阅读了《鲁迅全集》，但那时的感受还不是太深。他说读《鲁迅全集》给他的一个直接的影响恰恰是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这是从《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得来的”“‘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而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王富仁认为，“这即使不是鲁迅说的最深刻的话，也是最深刻的话之一”。5 正是在鲁迅的影响下，王富仁在大学阶段主要看外国的文学作品，甚至就给自己定下了研究契坷夫的学术目标。鲁迅小说当然也读，但那时并没有特别的青睐，而且认为把鲁迅放在诸如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坷夫等等世界级的小说家中，确实也有些不起眼。后来从事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实现自己从事契坷夫研究的早期愿望，但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还是《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这本学术著作之所以在鲁迅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中都深受好评，无疑与作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程度和理解的深刻有关，后来王富仁在《呐喊》《彷徨》的综论中阐析鲁迅的启蒙主题时，也多是以俄罗斯文学作为参照的坐标。这些学习和学术经历都说明，王富仁的早期阅读经历和外语系出身的学养，不仅使得王富仁成为在鲁研界中不多见的具有丰富的外国文学修养和能够直接阅读外国文学的学者，而且使他成为鲁研界最有资格关注和研究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特质和鲁迅思想的世界性意义的学者之一。很有意味的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并没有朝向这样的可能性方向发展，反而是朝着一个相对的方向深入开拓，这样就形成了王富仁的鲁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对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本土性特点及其本土意义的发掘与阐析。本土性、本土经验、本土意义，既是王富仁阅读、观察、思考鲁迅文学的一把坚持到底的尺度，也是王富仁鲁学研究至始至终坚守着的一个自觉追求的思想目标。

《中国需要鲁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

这种学术精神来之于王富仁的“文革”体验。王富仁说，自己真正重视鲁迅小说是在“文革”发生以后。“我觉得，鲁迅小说好像给我打开了天灵盖，使我开始看清了整个中国，看清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过去，鲁迅杂文和外国文学、哲学，使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有些连不成片。倒是鲁迅小说，一下子使这些都连了起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是鲁迅小说中的人。它们很小，但地盘却很大。容纳了我们全部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鲁迅自己。我活的年岁越多，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孔乙己，到忘乎所以的时候，则像阿Q。时至今日，我仍然崇拜西方那些伟大的小说家，而只有鲁迅小说，给了我这种感觉，这种一旦粘住你，你就甩不掉的感觉。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我是中国人，我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不论怎样读外国书，但真正关心的还是中国这个文化环境，体验最深刻的也是给我透视了这个文化环境的小说家。至于鲁迅在世界文学上应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我并不重要。”6 王富仁的这段表白看上去很平实朴素，但字里行间包含有很深刻的生命感受。为什么会甩不掉呢？这就是因为读鲁迅的小说你不能置身事外。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确实伟大，读他们的作品也会深深地为其人性的力量而感动，但感动过后是情绪的净化，是心灵的安宁，是精神的提升。优秀的读者在净化、安宁和提升之后，可以轻松地向这些伟大的作品挥手告别。但是读鲁迅的小说，你越是优秀的读者，你越是读得深入和细致，你就越是燥闷，越是不安，越是心情坠落，因为小说中的人就在你的身边活动着，小说中的故事就在你身边上演，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的赵家的狗就悄悄地躲在你的身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看不到头的将来也许还是如此。这就是鲁迅小说的本土性的力量，也是王富仁为什么坚定地守住本土立场来从事鲁迅研究的心理原因。

在具体的研究中，王富仁的本土立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土壤上来看鲁迅的问题和意义。譬如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鲁迅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果戈里式的“含着眼泪的笑”，也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的拷问”，当然也有托尔斯泰的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王富仁对这些情况都是十分熟悉的，他曾将鲁迅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详细地分为三个时期，对每一个时期的特点和接受的主要对象都有精确的概括，但在这一专题研究中，王富仁真正最为着力关注的无疑是果戈里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因为他们都关心农民的命运，而农民问题正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社会中最本土性的也最为切近人生和最为艰难的问题。关注现实主义方法，而不太注意现代主义精神，这种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专题研究的偏好，并非是受到当时学术环境的限制，在那个时代里，王富仁曾惊世骇俗地提出了不应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条来研究鲁迅，而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具有这样的锐敏思想和学术勇气的学者怎么会可能被时代的学术风尚所束缚？王富仁的偏好完全是一种内心情怀的流露，是他对中国本土问题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的体现。稍后提出的反封建思想革命“镜子说”，则更是将鲁迅小说的本土意义（本土问题的聚焦、本土文化的批判、本土性格的解剖等等）提升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高度来定位的。正是这样的立意和定位，在《<呐喊><彷徨>综论》这部专著中，王富仁关于鲁迅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艺术风格等等要素的分析，全部都是围绕着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急迫的问题来进行。条条思路，个个环节，最后都是通向中国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思想革命这一结论。鲁迅研究的本土问题关注，既贯穿在王富仁所有的鲁迅研究成果中，譬如对鲁迅的《青年必读书》的赏析，这篇论文的精辟之处就在于，王富仁没有在外国书和中国书的优劣这一问题上纠缠，而是通过对反对者的心态的分析，直接把问题提升到了对中国民众的“文化爱国主义”的批判，这一“文化爱国主义”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而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上也根深蒂固，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可以说是将鲁迅研究与本土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的一个典范。同时，王富仁的本土问题意识也贯彻在他所有的鲁迅研究方法中。譬如叙事学方法，这是王富仁曾经运用过的少量几种具有固定形态的外国人文研究方法之一，他试图在原有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做一些探讨，但他也明确表示：“我仍然不把鲁迅小说作为一种小说语言学的研究材料，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小说的言语形式。研究的目的是感受鲁迅小说的独立的叙事艺术，而不是寻找小说叙事的普遍规律。在这个研究中，我使用的是文化分析与叙事学研究的双重变奏，试图通过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的意义发掘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特征，也通过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特征更深入地感受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的意义”。7 这也就是说，他用一种外国引入的方法来分析鲁迅作品时，他只是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桥梁，最终要走向的还是鲁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本身。

其次，王富仁的本土立场也表现在他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学术之路深深刻印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80年代中期将鲁迅小说定位在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从而为鲁迅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创一个全新局面之后，不仅是鲁迅研究，王富仁的学术思考的每一次重大聚焦都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紧迫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正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催生了他的学术聚焦和转型。在80年代末期，当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态势，一些怀抱启蒙立场的文化精英渐渐离去，正是王富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模式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物质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逆向性”理论。这一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中国社会的文化启蒙还远未完成，人们将时时有可能重新回到“五四”的起点。90年代初，当文化精英们被市场经济冲击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时，也是王富仁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危机期间知识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可能条件，从而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应当追求什么的问题。在新旧世纪转型之际，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热情的人们开始做起了现代化的美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也在学界纷纷扬扬。王富仁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的长文中，从分析中国现代主义人手，精辟地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因为中国现代主义是针对中国古典主义的概念，应当以中国现代人对现代化的欲望、思考与实践为基础，而不应将其纳入到西方现代主义体系中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王富仁在新世纪初提出了他的“新国学”构想。而这一构想的提出，无疑是直接针对中国当下社会中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与文化保守主义结盟挤压和扭曲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生存空间这一现实文化形态而来的，是王富仁从现代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与现代感受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新的定位。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已经或正在给中国当代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之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感兴，而是经过了严格学术化的人文思考。这些观点的震撼力量，除了来之于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推论与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思维之外，无疑也来之于作者对中国本土文化心理结构深邃的洞察。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系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在给《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所写的代序中曾说：“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他同无数现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改变民族命运而积极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他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一个思想独行者，他从来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在‘当下’这一时间维度上，以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生存现实的极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来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贡献乃是他提供了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个体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在鲁学领域中，像王富仁、钱理群这一类型的学者都是得到鲁迅文学的孳乳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在治学上而且在个人的精神追求上都深受鲁迅的影响，都自觉地追寻着鲁迅的足迹奋勇前行，所以他们的鲁迅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志趣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像鲁迅一样，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中国社会当下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于学术研究中的本土立场的坚守。这种立场特点在学术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难免会被人漠视，甚至受人质疑和不屑。最近就有青年学者为鲁迅研究的历史划分阶段，认为以王、钱为代表的80年代崛起的鲁学是一种区域性鲁学，关注的是区域性问题，新生代鲁迅将是一种世界性鲁学，关注的是鲁迅的世界性价值和意义。这当然有其道理，也很令人鼓舞。但看看中国目前的思想文化状况，看看封建时代的那些观念譬如女德、孝道、忠君等等观念的借尸还魂，我更宁愿向王、钱鲁学所显示的本土性（区域性）立场表达崇高的敬意。

叁

在鲁迅研究中燃烧自己的生命激情，跃动自己的生命血脉，这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留给后世鲁学的一份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鲁迅研究历史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发展轨迹，最开始时是以鉴赏鲁迅的作品为主，后来发展为研究鲁迅的思想，再后来才有了对鲁迅自身生命现象的研究。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也不例外，近些年来，他的鲁迅研究可以说始终以鲁迅生命现象作为一个思想的聚焦点。譬如他在阐述鲁迅的哲学思想时，对鲁迅的生命形态和他的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就做出过相当生动而又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鲁迅一生的思想形成与变化是生命的五次大爆炸的结果，可以说是当代鲁学中对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之一。他批评过去“在我们的鲁迅研究里, 常常把鲁迅的一生描述为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进而前进的一条线性的道路。实际上, 这是我们用我们的历史观和生命观描述出来的一个鲁迅,而不是鲁迅生命存在的固有形态。首先,鲁迅不是跟随着历史前进的,而是创造自己的历史, 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化史的人物。他没有‘跟随’过谁,‘跟随’过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他是自己为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人;第二,他的生命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方向,而是具有空间性的规模的,是一种在生命连续性的大爆炸中形成的空间运动的形式”。而“构成这五次生命大爆炸的主体性原因在于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厌恶苟且,鄙视巧滑,反对敷衍,正视现实,不阿谀,不媚世,不趋强,不附众,不人云亦云,不同流合污的人。这使他不像我们一样总能在现实的世界上钻出一个孔子, 从别人的脚底下溜过去而寻到自己的一条‘出路’；也不像我们一样常常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在自己龌龊的生活中把自己的生命安顿下来,并把这龌龊当做光荣。他的人生常常陷入精神的困境,常常找不到任何的精神出路。在这时,他是一个富于忍耐力的人,他不会仅仅为了自己的舒服而去主动损害别个的生命和幸福,不会把自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这使他的生命收缩又收缩,逐渐收缩成一个潜藏着巨大势能的凝固的整体,但空间的压迫向来是没有止境的,而一当空间的压迫强化到他的生命体再也无法忍耐的时候,一当他必须坚持自我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他的生命就会发生一次巨大的裂变,同时向四面八方爆炸开来,爆发成一个空间,一个宇宙。这个空间是以他的一个中心的意念为核的,而在周围的空间却旋绕着他的各种不同的思想的星云”8。这里说的是鲁迅，但只要对王富仁的生命轨迹与学术生涯有较深了解的人读到这些分析，又何尝不知道这就是王富仁在说自己，是王富仁的夫子自道。在王富仁的鲁学研究中，每一次具有创造性的转型，也都或明显或隐约地能够看到他自身生命能量的瞬间爆炸所形成的推动力。

《鲁迅与终末论》

三联书店

王富仁一生对鲁迅的研究，既是学术行为，也是生命行为。他非常看重这种学术与生命的叠合，看重这种学术行为对自己生命的影响。他曾经多次回忆过自己与鲁迅研究的缘分，这种缘分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命运色彩。“现在回想起来, 从初中一直到大学, 始终没有放掉的, 就是鲁迅。为什么喜欢他? 他好在哪儿? 我不知道。但一翻开鲁迅作品, 他实在让我入迷, 尤其是它那个语言。那种魅力, 在别人的作品中是没法获得的。鲁迅的杂文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一接触它的语言, 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它唤起你心里的一种东西, 你的心里确实是有感受的。不仅仅是你知道它好, 而且是你感到它好。我喜欢它那种语言以及它传达的东西。那种东西我觉得是说不出来的。比如说, 我也喜欢朱自清的散文, 它的好处我能说出好多来, 给学生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 但我从朱自清的散文中感受不到从鲁迅杂文中感受到的那种东西。所以, 鲁迅杂文我一直读下来, 始终没有放弃。‘文革’结束后, 涉及到我要做下边的学问, 考了研究生, 因为我喜欢鲁迅小说”。9 同时，他也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我喜欢鲁迅。鲁迅没有使我的命运好起来，但我不后悔。因为他也给了我做人的勇气和做人的骄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及其作品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我经历过困难，但困难没有压倒我，我是站着走过来的，不是跪着、爬着走过来的。我不反对权力，但看不起权力，我愿像鲁迅那样生活，虽不富裕，但不低三下四，没人欺负我，我绝不欺负人，若是有人仗势欺人，我豁上小命也要与他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不后悔，即使被整个社会所笑骂，也绝不屈服” 。10这些描述，没有高大上的言语，都是些很实在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但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能看到王富仁是怎样让自己的生命承受鲁迅生命精神的光照，是怎样将自己的生命激情投入到这种光照的承受中。

在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中，他曾经对鲁迅的非学院派的生命人格做了精彩的分析与赞赏。王富仁对中国的学院派文化一向评价不高，他认为，“实际上中国的学院派不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对中国社会———不是说对国计民生, 而是说对中国的精神历史———没有起到一种应有的作用。中国的学院派只是在消耗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在这里研究这么一点, 别人再想研究、再找, 题目越找越小, 问题越研究越细, 离生气勃勃的现实也就越来越远。只有那种创造性的文化, 才不会这样。一个文化人, 要从文化当中获得一种力量, 他要通过反叛以前的文化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来”。11文化的形成必须具有生命的含量，才能够具有创造性，才能够具备永恒的力量。所以，王富仁认为鲁迅的文化创造力就在于他的生命能量的介入。他说：“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了上海的亭子间，是因为学院派关心的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12鲁迅曾经有过做教授与做作家的矛盾和苦恼，但当他在鲜血和背叛面前深深感到无奈的时候，他不是龟缩到讲堂去做学院派，而是毅然走到亭子间去做作家，这实际上就是一次生命的重大抉择。在这方面，王富仁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对鲁迅的敬仰以及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惭愧，但王富仁对那些带着巨大的生命能量投入鲁迅研究的学者特别表示尊崇，引他们为同道，譬如他对一些国外学者的称赞：“20 世纪90年代初, 我一开始接触到的韩国学者, 如朴宰雨先生以及韩国第一批鲁迅研究的学者, 大多数都是留学台湾的。在台湾, 鲁迅的作品也是被禁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抄本,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机会偷偷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并且回到韩国后, 这些人大多是韩国民族运动的参加者, 据我所知,朴宰雨先生也是在监狱中著书立说的。他们学习鲁迅,是真正带着一种鲁迅的精神, 为了这个民族的民主化,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为了人类的存在,其实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他们的奋斗。他们对于鲁迅的研究,不仅仅在文字中,同时也在他们的实践当中。同时, 他们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而他们的实践本身也是一种语言”13。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的《与鲁迅对话》，其写作的冲动来之于他的哥哥尾崎秀实的死所带来的生命刺激。尾崎秀实是日本左翼作家，1941年10月被佐尔格事件牵连，不久即被作为首犯判处绞刑。尾崎秀树说：“从我哥哥死刑那时起，我就被阿Q遭枪毙前看到的狼眼睛死死抓住了。从那个后，我一直在思考这狼眼睛所具有的意味，不过，直到现在也还没能充分理解。”从阿Q的被枪毙，尾崎秀树也看到了自己哥哥的被判决的命运，“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结尾的这段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尾崎秀实被判了绞刑。这就是说，被判了绞刑便是他坏的证据吗？”正是带着“这种深深地刺痛”，尾崎秀树从此开始了自己与鲁迅的对话，用尾崎秀树自己的话说，这种对话“与其说是鲁迅研究，倒不如说是托鲁迅来谈我自身像”。后来，丸山升在评论《与鲁迅对话》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执着之念”，来形容像尾崎秀树这样的学者，个体的心灵被现实问题深深刺激，于是从鲁迅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找共鸣，而被刺激的痛感始终伴随着生命的寻找过程。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也是走的“蔑视专家”的研究之路，他在与丸山升辩论时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研究状态：“为了向鲁迅学习，（这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对鲁迅的始终如一的态度）并把他的活法‘化作自己的东西’，就需要在鲁迅的‘事实’与我自身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这可以说就是被叫做鲁迅之‘回心’的那种东西的普遍化——这是每个人都会获得的体验并由此理解的东西。14” 在这里，无论是尾崎秀树的“执着之念”，还是伊藤虎丸的“回心”，表现的都是一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遇合。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也是这样的生命遇合，他像尾崎秀树一样对鲁迅的理解怀有一种“执着之念”，他也像伊藤虎丸一样，极力想将鲁迅“化作自己的东西”，这样，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就不仅将鲁迅精神与研究者所面对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而且将鲁迅精神与研究者自身的人格精神的成长也联系起来了。正是这两种密切的联系，赋予王富仁的鲁学以灵魂，他关于鲁迅的各种问题的提出，才真正即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是时代性与个人性的融合。

本文原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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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2、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3、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4、王富仁、王培元：《鲁迅研究与我的使命——王富仁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5、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6、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7、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

 8、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五），《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

 9、王富仁、王培元：《鲁迅研究与我的使命——王富仁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10、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1、王富仁、王培元：《鲁迅研究与我的使命——王富仁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12、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3、王富仁：《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社会科学季刊》2006年第1期

 14、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三联书店，2008年，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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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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